我今年整整80岁。62年前的1954年（编者注：本文写作于2016年），我考入华中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入学第一年主要开设联共党史及中国通史、世界史等课程。进入二年级开了一门对当时的中学生来说十分陌生的课程——形式逻辑，这门课的份量不轻，每周4学时，开一年。而主讲这门课的教师就是韦卓民先生。他那带广东音的普通话，虽不算十分标准，倒也听得非常明白。讲判断时他会指着教教室的墙壁：“墙是黄的”，“墙是白的”。讲三段论的经典例子时他会指着自己的口袋：“烟在烟盒里；烟盒在口袋里；所以，烟在口袋里。”做逻辑课作业时，会让我们思考如何从“满招损”推出“谦受益”。
读大学时的刘文君，摄于桂子山
这门课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当时的教材是一本薄薄的苏联的中学教材，而韦先生就是用他的形式逻辑要纲授课，并油印一些参考资料，至今我还保留有当年油印的考试题和部分参考资料（现收入《韦卓民全集》第九卷）。正是以这门逻辑课为基础，我1957年毕业留校后，决定进入逻辑教研室，研究逻辑成了我终身的专业。听武大张巨青老师讲起，1956年韦先生就联系武大的江天骥先生、武师的李先琨先生以及我校詹剑锋先生，在武昌民主路基督教青年会举行逻辑研讨会，武汉成为我国组织逻辑讨论的先导之地。那年张巨青刚从北大毕业到武汉，也就是在那时认识了韦先生。
1959年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系1958级逻辑试题（任课教师詹剑峰）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57年下半年，在我进入逻辑教研室的时候没有再见到韦先生。但是1957年7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韦先生著的《亚里士多德逻辑》，这本书使我受益匪浅。全书近20万字，主要的根据是亚氏的逻辑六篇（范畴篇，解释篇，分析前、后篇，辩论常识篇，辩谬篇，合称《工具论》）及形而上学；用的参考书刊近50种，引用的外文参考书大都是作者从俄、英、德、法、拉丁、希腊等文字翻译而来，引用的亚氏著作都注明了当时欧洲古典著作通用的标准页。该书对亚氏的生平、著述、思想体系、逻辑学说及其变化发展以及亚氏学说的历史地位、后人对其的评价等等，都做了详尽的论述。大家知道，古希腊时期的亚氏被称为逍遥（散步）学派，他是带着弟子在花园中边散步边讲学，其著作多为弟子的记述，研究起来有相当的难度，需要有相当深厚的外文（特别是希腊文、拉丁文）基础和专业知识的基础。在系统讲述亚氏逻辑思想的著作中，时至今日能超过此书的恐不多见。可以想象，对于我这个只学了1年逻辑课就教传统逻辑的青年教师来说，当时真是如获至宝！现在想来，如果那时韦先生著的《培根及其<新工具>》能够出版，那该多好啊！
韦卓民
韦先生在德国古典哲学方面造诣颇深，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给政治系的青年教师讲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小逻辑》等，他学识渊博、旁征博引。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张巨青老师，每次都来听课。作为一个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京大学听过很多大家讲课的专业教师，他对韦先生的学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武汉大学的江天骥先生也认为韦先生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比起北京的一些专家更具有独到的见解。
20世纪70年代初，八十多岁高龄的韦先生随我们的大部队一起到大冶“斗批改”，据说有一次可能是洗衣服，不慎掉入池塘中，后被别人救起，居然什么事也没有。在大冶还流传将他每天只抽六支烟的故事。后来，回到武汉，政治系搬迁到吴家湾，他也和我们这些政治系哲学教研室的老师们一起学习、开展大批判，有时竟从昙华林他的住处步行到吴家湾。以上这些都说明即使在逆境中，韦先生就是这样坦然、顽强地生活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人们都沉浸于悲痛之中，3月传来了88岁的韦先生去世的消息(据说是感冒引起了肺炎)，当时“文革”还未结束，政治系哲学教研室的老师们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在武昌殡仪馆(那时的武昌殡仪馆还在衔道口，是一个很简陋的小院子)与韦先生告别，主持告别仪式的是当时的哲学教研室主任刘松阳，参加者有林树德、赖荫来、李寿章等。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韦先生，我经常会想，如果他能再坚持几年，那将会是另一翻天地。
在韦先生去世40年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历经20多年的努力，出版了11卷720万字的《韦卓民全集》。由于各种原因，书先生的著作大部分没有公开出版。搜集、整理、编辑这些著作，可想而知，这是何等艰辛的工作!但是能将这笔精神财富留给后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这一壮举，必将会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作者：刘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