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10日上午第一节课，在中央民族学院武汉分院（后改为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1960级中国文学史课堂上，林之棠先生跟往常一样，穿着一身裁剪得体藏青色的中山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提前十五分钟来到教室做好课前的各种准备，早上八点准时开讲《十五贯》。让人猝不及防的是：半小时后先生突发急症，昏厥在讲台上，送医不治，于上午十一点半不幸辞世，终年六十八岁。
林之棠先生终其一生践行着他父亲临终前对他的嘱托。林之棠的父亲从小苦读经史百家之书，为前清贡生，临终前给林氏兄弟四人每人各送砚台一方。林之棠所得的一砚，上面镌刻着林父自写自刻的铭文：“砚石端然,吾家良田。耕劳管子，松使开阡。有秋在力，以坚攻坚。是虽挠陋，宝用万年。”父亲告诫他要有收获必须勤勉不懈，希望他把读书、做学问作为他安身立命的根本而不遗余力、孜孜以求。这段铭文，既是父亲对林之棠先生的教诲，也是林之棠先生一生求学和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
一、 学富五车、醉心学术的文学史大家
1926年林之棠北京大学毕业证书
林之棠，字召伯，又字乐民，福建福安人。1896年，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塾师家庭。1919年于中国大学法类毕业，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与游国恩、陆侃如等同窗四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928年与冯沅君、徐梦麟等一起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国学门当研究生，1931年卒业。先后受聘为北平大学俄文政法学院讲师，华中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中文系系主任，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和华中师范学院教授、中文系系主任，吉林师专和长春师专教授、中文科副主任，中央民族学院武汉分院中文系教授。
林之棠的铭牌
林之棠的国学基础厚，造诣深。他潜心研究文字、训诂和历代韵文和中国历代文学，著述颇丰，无论是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刚刚踏入社会为生计奔波的时期，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时期，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还是支援东北办学以及重新回到江城的生命的最后时期，不管面临怎样的磨难和困顿，他都醉心学问、痴心不改，每一个时期都有力作问世，且涉猎广泛。林先生生前亲手用一块虎骨上做成一块铭牌，上面镌刻着“五指分耕诗里意 ，四弦合种曲中情”，表达了他对历代诗词歌赋、音韵、训诂的毫不掩饰的喜好和陶醉其中的怡然自得。
林之棠著《诗经音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之棠的《诗经音释》(上、中、下三册)，北平华盛书局先后出版了他的《中国文学史》(三册)、《国学概论》和《学术文》等著作。《诗经音释》是他早年的一部力作。全书分上、中、下三册，上册《国风》，中册《小雅》，下册《大雅》和《颂》。上册《国风》始写于1924年北大求学时期，1926年付梓，中、下卷为1928年他考入研究所时所写，年终完成全稿，交商务印书馆付印。适值“一·二八事变”，书版遭毁，只好重新撰写，于1934年出版。全书力求客观地诠释原文，剔除过去注疏者主观臆断之词，而于韵律、注音尤为详尽，对于后学深入研究《诗经》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中国文学史》大纲也形成于1925年在北大读书期间，定稿于1934年。全书分上、中、下三册，该书的材料收集颇为详尽，多引用历代已有定评的成说。分析论述，言简意赅，非常注意作家作品的艺术特色、虚词用法的介绍，而对文学与音乐的关系，论述详细，还注意加入作家的奇闻轶事，以增加文学史的可读性。《国学概论》则是一部国学入门书，为初学者指出治学门径。
《学术文》封面由刘半农题字，是一部中国哲学思想的论文选，内容涉及从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的代表作，兼及清末民初人的论述。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诗经虚字释例》《中国新文学史》《词选释》。这几部著作是他研究视野的拓展和尝试，《词选释》全书收唐、五代、两宋词50首。除注释、鉴赏外，介绍词牌、韵律，有的涉及校勘，内容丰富。
林之棠的《学术文》由刘半农题写封面
1943年林先生与陆侃如合编《述学》，还与戴惠琼合译《世界名诗选译》30首，英汉对照，英诗打印，汉译手书。20世纪50年代，他悉心研究元曲，写出力作《务头论》、《陆机文赋译注》，同时还留有手稿《二千年来诗经异说总闻》《历代韵文选注》《诗经楚辞汉魏六朝唐诗乐府诗宋词分析举隅》等。20世纪60年初著有《杜诗选集注》。
二、 躬耕杏坛、身正为范的一代师表
从1930年起，林之棠正式进入职场，任汇文中学国文教员，同时任北平大学俄文政法学院讲师，历时7年。刚入职场，林先生已过而立之年，因为养家糊口，还要接济福安的亲友，他同时还在市立十七中兼职任教，后又在私立华北中学和育英中学兼课。他本可在政府部门谋得一个不错的职位，生活也可由此轻松不少，但他遵从父亲的遗训，在北京近二十年，立志不做官，宁可在多所学校辗转奔波，认定唯有求学、教书和研究学问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和追求。华中大学在云南大理喜洲办学期间，生活尤为艰苦，做研究面临诸多不便，曾有国民党要员劝其加入国民党，同学兼好友徐梦麟推荐其出任云南省教育厅机要秘书，他丝毫不为所动，均坚辞之，安于布衣蔬食、教书育人、研究学问、著书立说。
林之棠富于爱国热情和正义感，与大学同学陈凯等八人联名在《努力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反对胡适的“好政府主义”，主张“到民间去”。1937年他在《和游泽承（国恩兄原韵）》中这样写道：“旅食他乡正足哀，东山群盗渡河来。北门无复人间世，南服空余劫后灰。蔽日神戈明楚甲，弥天风雨起秋雷。疮痍满目心如割，未访新亭泪已催。”以此抒发了他对日寇侵略、国土沦丧的满腔悲愤。而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一直持批判态度。他在1943年《浪淘沙·感时》词中写道：“窗外雨浪浪，国事蜩螗，疮痍满目愧称强，为甚燃箕争煮豆？仔细思量。七七恨难忘，变起肖墙，芦沟新月笑疏狂，少壮已随征战逝，老更悲伤。”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938年3月27日在汉口举行成立大会，林之棠由老舍举荐加入抗敌协会，并出席成立大会。此后，他一直支持抗敌协会的工作，担任分会理事。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纪念
1958年，国家号召支援东北地区办学。林之棠不畏严寒，亦不计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别，毅然响应号召，支援吉林师专，这时儿子林世澄才满周岁，他挈妇将雏举家迁往长春，先后任吉林师专和长春师专教授、中文科副主任，并在高中教师进修学院讲授元明清文学课程。同时，为提升师资队伍水平，林之棠尽其所能为中文和历史科的青年教师辅导进修，讲授《史记》《汉书》以及音韵、文字、古代文论和文学批评史等十一个专题。1962年秋，林之棠完成了支援任务，被调回武汉，在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中文系任教，早已功成名就的他仍然坚守教学第一线，先后为1960级、1961级讲授中国文学史和杜甫专题课，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林之棠与夫人管素芬
林之棠一家三口合影于吉林长春
三、 鞠躬尽瘁、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华大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北平沦陷。8月，林之棠应北京大学校友、时任华中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包鹭宾之邀，任华中大学中国文学系教员，自此开启了他在华中大学及后来的华中高师、华中师院的21年任职历程。不久，武汉沦陷，华中大学不得不内迁。林之棠不避艰险，长途跋涉，随师生经湘、桂、安南入滇。他1938年被聘为讲师后，1939年即升为副教授，越三年，又升教授，1946年，升为教育部部聘教授。
1937年8月1日，林之棠受聘为华中大学国文讲师的聘书
1946年林之棠升为教育部部聘教授，由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颁授聘书
林之棠编《二千年来诗经异说总闻》和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史》
在云南大理喜洲时期，生活极端清苦，图书资料匮乏，林之棠以水滴石穿的精神，在直行红格毛边纸稿笺上，用毛笔以蝇头小楷工整地书写下大量书稿。这一时期著述的第一部手稿是《词选释》（亦名《词释》），同时他致力于《诗经》的研究，编述了一部50万字《二千年来诗经异说总闻》以及《诗经虚字释例》，把《诗经》中的虚字出现于句首、句中、句尾的所有例句均一一摘出，按类排列，注明出处，并分类作简要解释。
1946年华中大学回迁武昌办学，林之棠没有回北京任教，而是应韦卓民校长的盛情挽留，随华大师生大部回到了江城，仍任华中大学中国语文系教授，1948年起兼任系主任。林之棠爱才惜才，延聘高庆赐等才俊来校任教，一如既往地孜孜于教学和著述。这一时期，他悉心研究元曲，写出力作《务头论》，在这本书中，他以曲词声调有规律的变化，结合听觉的美感来说明元曲务头之所在，不仅对研究元曲很有价值，有助于理解古代韵文，体会声乐与韵文的密切关系。
1948年林之棠受聘为中国语文学系代理系主任，由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签发聘书
1949年，林之棠已经53岁了.新中国的成立，让他精神焕发，感觉身体特别好，精力非常旺盛。他在华中大学和1952年以后的华中师范学院担任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先后开过中国文学史、文艺学、词选、元曲选、中国历代韵文选、中国文学名著选读等课程，并全面整理了此前的手稿，这些旧稿，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时期难有出版的机会。几家全国颇有影响的出版社考虑出版他的《务头论》《历代韵文选》《二千年来诗经异说总闻》和《诗经虚字释例》等著作，但因为种种原因，直至他赴东北之前，还是被耽搁了下来。
让我们倍感欣慰的是，在华中师范大学全面启动“桂子山记忆”系列工程的前不久，档案馆的同志想办法联系到了林先生的后人，并开始了有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让林先生的生前的遗憾尽可能得以弥补，这是赓续华大百年文脉的应尽责任和义务，亦由此告慰老人在天之灵。
（作者：付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