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在时任驻美公使梁诚（大清留美幼童之一）的多方斡旋下，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将这笔钱用于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1909年至1911年，随着梅贻琦、胡适、赵元任、竺可祯等三批通过考选直接派遗的180名“甄别生”走出国门，踏上赴美留学之旅，“庚款”留学计划正式开启。
1911年，清政府用“庚款”在皇家园林清华园设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各省选送的学生在这里经过培养后再送往美国留学。
这些接受庚款资助的留学生中的绝大多数在学有所成之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到祖国的怀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海归”潮的主力军。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海归”回国任教，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华中师大前身中华大学、华中大学的办学历程中，也曾活跃着一批“海归”的身影。今天，馆君就给大家讲述其中三位接受“庚款”留学计划资助的“海归”的故事。
（一）中华大学教务长严士佳
严士佳，又名严绂苹，1894年10月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世代书香家庭。
1910年秋，严士佳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9年8月赴美留学，成为“庚款”全额资助的留学生。他先后就读于美国密西根大学、普渡农科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
1923年9月，严士佳应中华大学陈时校长之邀，回到故乡湖北，出任尚处摇篮期的武昌私立中华大学初中部主任（校长）兼大学部教育哲学系教员，两年后即被提拔为代理教务长。
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改革高等教育，将中华大学大学部及专门部并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中华大学即告停顿。严士佳随之离开武汉，前往唐山和锦州任教。
1928年1月，严士佳回到武汉，他协同陈时校长发起复校运动，经呈请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批准，2月接收原校址，3月13日复校开学。
复校后，严士佳任中华大学教处长、教育系教授兼主任。当时，中华大学经费短缺，教职员及学生人数缺乏，为了振兴学校，陈时校长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筹措经费和人事进退上，严士佳则全面负责学校的内部建设。
为改善生源不足的状况，他建议改革招生制度，取消一年只招一批新生的规定，视情况需要，一年可招收两到三批；且不论学生门第和来源，均视考试成绩择优录取；对那些家境贫寒、无力缴纳学费的学生，允许其在校内半工半读的方式求学。这样的规定，使不少寒门学子也获得了求学的机会。除此之外，他依自己的专业所长在学校课程编制、教学方法和学生训练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从1928年至1938年，在严士佳担任中华大学教务长的十年间，学校迎来了黄金发展期：1930年，中华大学开办了市政、师范两个专修科，开始发行《中华季刊》，并成立中华大学募集基金委员会；1933年，校内4幢三层大楼建成，大教室、理化仪器室、图书馆、阅报室、学生食堂、厨房、浴室均迁入大楼内。同年在德商礼和洋行，订购德美等国仪器数千金，扩充理化仪器，并征购大批图书；9月，理学院试办农艺学系，招生一个班；1935年，女生宿舍落成；1936年成立心理研究室，购置大批心理学图书；1937年装置发电机，建筑化学工厂，学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尤为可喜的是，在此期间，学校经教育部批准成为合格大学。
1938年，武汉频遭日机轰炸，中华大学被迫疏散，先迁至湖北宜昌小溪塔，武昌沦陷后，又迁至重庆南岸米市街。
初到重庆，学生及教职员仅剩百人，且校舍紧张，设备简陋，教学条件异常艰苦，经费更是奇缺，学校濒临绝境。面对此情此景，一些教员纷纷离去，另谋生路。在这风雨飘摇的危机时刻，比别人更有条件离开学校的严士佳却毅然选择留下与师生们患难与共。为使学校免于倒闭，他与陈时校长竭力支撑着陷入困顿的危局。教职员不够，他就一人身兼多职，既是教务长，又是训导长、总务长，还是一名教师。在生活待遇上，他不搞特殊，与师生员工同甘共苦，共渡难关。经过1940年至1943年的惨淡经营，学校先后建成临时校舍3幢，学生人数由最初的上百人增至几百人，校务免于中断，学校各项教学秩序得以恢复，最终于千辛万苦之中，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1946年春，学校又迁回武昌旧址。回到武昌后，严士佳于1949年2月起任中华大学校长，直至1952年中华大学并入华中师范学院，后继续在教育系专门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
严士佳在大学工作几十年，除了从事教务行政管理外，还致力于教书育人。他热爱教育事业，甘为园丁，把“桃李满天下”喻为人生的一大快事。他曾说：“我到中华大学来，确实排除了一些外来引诱。高官厚禄，非我所求。抗战时，中华大学由武昌粮道街迁到宜昌，又由宜昌迁到重庆南岸米市街。所经道路，何等坎坷。在粮道街缺粮，在米市街无米，我这个教授越教越瘦，有人劝我改行，以优厚待遇相罗致，我不为所动，愿和中华大学共甘苦而不去，我想，如果换一个位置可能钱多一点，可是“袁大头”不会对我发笑，而我的学生，在街上碰到我，却老远笑咪咪地向我打招呼，他们高兴地喊‘严老师，您老人家好！’我引以为乐，其乐融融。”
淡泊名利的严士佳用毕生的精力实现了他教育兴国的初衷。
1962年，严士佳因病去世，享年68岁。
（二）华中大学理学院院长桂质廷
桂质廷，1895年1月出生于湖北省江陵县沙市镇一个基督教神职人员家庭，父亲是沙市圣公会会长兼教会小学校长。1909年，14岁的桂质廷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先后在圣约翰中学和大学就读。1911年，桂质廷父亲去世，失去经济支柱的家庭随之陷入困境，本打算停学就业的他在母亲的坚持和姐姐的接济下才免于辍学。
1912年，桂质廷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清华学堂，1914年由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送往美国留学，家境困顿的桂质廷就这样在“庚款”的资助下得以继续学业并留学深造。进入耶鲁大学后，原本修习文科的桂质廷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弃文从理，转学物理学。先后获耶鲁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康奈尔大学理学硕士和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相继在北京协和医院、长沙雅礼大学、沈阳东北大学、上海沪江大学任教。
1930年，桂质廷受邀出任华中大学理学院院长，全面负责指导理科方面的工作。在桂质廷到来之前，华中大学理科师资力量与实验设施一直是薄弱环节，他的到来给当时处于低迷状态的理学院带来生机，一批具有高水平的师资随即聚集到他的麾下，使理学院的师资力量大为改观。为加强实验设施建设，桂质廷亲自指导建立了一个机械车间，为理学院各系制作大量简易实验仪器设备。桂质廷在1935年赴美做研究工作时，与华盛顿的卡内基研究所取得联系，回国时带回了一批新仪器，在华中大学建立了一个地磁和电离层的研究所。自此，华中大学理学院师资力量与实验设备建设已焕然一新。
桂质廷在教育界的威望主要来自于他的学术造诣，他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也是中国地磁、电离层与无线电波传播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早在1931年，桂质廷在任华中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期间，不辞辛苦，利用节假日到全国各地开展地磁巡视与研究，为中国从事该项研究工作的第一人，从而打破了当时中国内地地磁测量工作由外国传教士垄断的局面。
桂质廷是位治学严谨的教授，也是一位有责任感和有担当的学者。早在1919年在美读书期间，“五四”运动的热潮传到美国，桂质廷参加了由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举办的座谈会。在会上桂质廷含泪慷慨陈词，发出“挽救祖国责无旁贷”的心声。曾经有位美国朋友因赞赏他的研究才能，形容他“和白种人一样白”，他立即辩称自己 “像黄种人一样黄“。
抗战爆发时，韦卓民校长身在国外，桂质廷临危受命，出任代理校长，义无反顾地扛起了西迁重任。他不辞辛劳地将大量仪器设备、图书档案安排上路之后，又带领近百名学生和家属踏上西迁路程。
战火之中，行程险恶，百多人的食、住、行常常令桂教授焦头烂额。在广西时，路上又遇到霍乱，不少师生都病倒了。面对重重困难，桂质廷没有退缩，继续带领大家西行。在经过千难万险之后，终于带领华大师生平安到达桂林。
1939年，桂质廷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继续从事电磁学方面的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取得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
虽然桂质廷在华中大学工作不足十年，却以其威望与成就为理学院的发展铺就一条宽敞的大道。
1961年10月，桂质廷病逝于武汉，享年66岁。
（三）华中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黄溥
黄溥，1896年8月出生于湖南宁乡，1918年自费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留学。1920年，在获得斯坦福大学教育硕士学位的同时，因成绩优异，获“庚款”助学金。为开阔眼界，毕业后，他专程赴西欧各地考察西方教育状况。1921年初，黄溥回到祖国，任醴陵遵道中学校长。
1927年，求学不倦的黄溥再度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29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
1930年，学成归国后的黄溥在雅礼联合中学任校长，兼湖南大学教育学教授。
1932年，黄溥应华中大学韦卓民校长之邀，到武昌华中大学任终身教授，从此，将自己的命运与华大系在一起。
来到华大后，黄溥很快成为韦卓民的左膀右臂。1933年，黄溥即出任华大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1934年，韦卓民赴美，董事会任命黄溥为代理校长。当时的华中大学是教会大学中唯一有教育学院的大学，为使教育学院名副其实，在任代理校长期间，黄溥聘请了胡毅博士为教育学院心理学教授，组建心理学系。同时，他还筹办教育学院实验学校，不仅为教育学院的学生提供了实习场所，嗐、还完善了教育学院设施，壮大了教育学院规模。
1937年6月，韦校长再次出国，黄溥第二次被任命为代理校长，随即主持了一次规模最大的毕业典礼。抗战期间，学校迁至云南大理，1944年韦校长生病住院，黄溥第三次代理校长。期间，他协助地方办成五台中学，并使之成为教育学院的实习学校。
1946年抗战胜利后，黄溥仍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恢复了以他为首的华中地区基督中学教育会议，并创办了《华中地区基督教中学教育通讯》。1949年，临近解放前夕，武汉形势严峻，危急之中，黄溥协助韦卓民校长稳定师生情绪，组织各种护校组织保护学校。1950年6月，华中大学董事会打破常规，一致推举黄溥为副校长，协助韦校长主持学校工作，使学校平稳渡过了困难时期。
1949年黄溥在长沙与出席华中地区基督教中学战后第二届校长会议代表合影，前排右四为黄溥
黄溥一生热爱教育事业，以从事教育为人生的最大乐事。无论在中学、大学，只要是请他当教师、校长、院长，都欣然而往；但若请他出任政界职务，则避之犹恐不及。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政要多次向他游说，劝他参政，均被他婉言谢绝；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国民党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游说他去台湾担任教育部长，被他坚拒，并说，“虽高官厚禄，不敢攀附”。
“文革”中，黄溥被打成右派，身心遭受摧残。1979年，已处于神智不清状态的他终于迎来了平反昭雪。1982年，黄溥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曾经被当年西方人描述为能使一个国家贫穷得“万劫不复”的庚子赔款，给中国人民带来过深重的苦难。然而，从这场苦难中诞生的“庚款”留学计划，却造就了一批学贯中西、饮水思源的“海归”，他们跨越了新旧两种社会，饱经沧桑忧患而矢志不移，以渊博的学识与赤诚的情怀在中国科教发展史上留下坚实的足迹。如今，他们的身影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国知识精英的人文精神与学术渊薮却在一代代后来者中被源源不断地传承着。
（作者：程素芳）
